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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美国教育部副部长给中国教育“上课”

2017-11-24 00:55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李小晓I北京报道

在当当网或卓越网搜索“美国教育”相关的图书,都会立刻出现几百条搜索结果。其中几乎全是赞美和解析美国教育的优点:《都说美国教育好》、《我在美国做妈妈》、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、《向美国父母学习不一样的教育》等等。

美国的教育是否真的完美无缺?中国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向美国教育学习?《中国经济周刊》就此专访了美国教育部副部长埃德华多·奥乔亚(Eduardo M. Ochoa)。

我们要不要当“虎妈”?

2011年,一个被称为“虎妈”的美国华裔女人在美国迅速蹿红,《洛杉矶时报》、《时代》周刊都对她进行了连环式的报道,一时间,她的风头甚至超过了美国总统奥巴马。

在她所著的《虎妈战歌》一书中,虎妈介绍了自己如何以中国式教育方法管教两个女儿。她骂女儿是垃圾、要求女儿每科成绩都拿A、不准女儿看电视、女儿琴练不好就不准吃饭。虎妈自称,正是通过这样严厉的方式,她把女儿送进了耶鲁大学。

虎妈的教育方法轰动了美国教育界。究竟应当是以虎妈严厉的中国式教育方法来培养小孩,还是以传统美国式的方法让孩子自由成长?一时间,关于中美教育方法的大讨论在美国兴起。

奥乔亚作为美国教育部官员,也作为一个普通的父亲,虎妈的故事也引发了他对家庭教育的思索。

“我认为虎妈的教育方式很有意思。我本人来自一个阿根廷移民家庭,我的童年在英国度过,因此我从小的教育环境比大多数美国人都要严厉。我和我妻子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存在分歧。我希望能严格一些,她却希望随性一些。我对虎妈的方式表示理解,但我认为她做得太过火了,在两种教育方式之间一定存在一个‘快乐的中间值’。”

奥乔亚表示,尽管他本人从小也受到了严格的家庭教育,但他认为过分“虎妈式”的教育有可能会物极必反,甚至导致悲剧的发生。

“我儿子有个同学来自一个印度移民家庭,他们家把自己的女儿活活逼自杀了,因为她不堪忍受家庭施加给她的压力。这说明父母不能做得太过火了。”奥乔亚回忆道。

奥乔亚认为,如果你把你所有的期许和愿望都寄托在你的孩子身上,他们就成了你的愿望的载体,而无法发展属于自己的生活。有时候家长的愿望和孩子的本性之间存在剧烈的冲突,冲突到一定程度,就会产生负面的结果。

上海华侨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常智韬也曾在央视财经频道《对手》栏目中指出,在没有明确孩子的兴趣爱好或者孩子的特长在哪个方面的时候,你替他做了一个选择,并且不允许孩子放弃,孩子放弃就意味着孩子没有毅力,反而会适得其反。

然而,提起中国人一向推崇的纯美式教育,奥乔亚也认为它并非像中国人想象的那么美好。

“纯美国式的教育也有它的问题。我们给予孩子太多的鼓励,不论孩子做得好或不好都能受到赞扬。现在我们就发现,许多美国学生进入大学后,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,他们自我感觉非常好,但其实大都眼高手低,做的不如想的多。这样也是不好的。”

奥乔亚建议中国和美国的家长,去寻找一个所谓“快乐的中间值”,根据孩子的天性加以正确引导。他提出,你需要敏锐地观察一个孩子的天性,了解他与生俱来的长处和兴趣,然后你循循善诱地给他们灌输努力奋斗和提高责任感的观念,让他们知道,如果你希望赢得别人的赞扬,你就要做出值得别人赞扬的事情。

“从个体角度看,高考制度是完全不公正的”

对于许多中国孩子和家长来说,美国教育的另一个美妙之处在于,不用高考。

在中国,每年一次的高考被视为决定人一生命运的“独木桥”,如何度过这座桥,甚至已成为中国学生十二年寒窗苦读的首要目的。而这座桥并不好过,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约为933万,而招生计划只有675万。尽管录取率每年都在增加,但截至今年,依然只有72.3%。落榜的学生抑或永远地和大学校园失之交臂,抑或选择长达一年的复读。

相比之下,美国的大学录取则灵活许多。在美国,高校录取学生并非通过一次性的考试,而是对学生递交的一整套入学申请材料进行综合审核。其中申请材料包括学术成绩(包含平时成绩、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和班级名次等)、课外活动(包含科研、文艺、社区服务、竞赛得奖等)和个性展示(包含个人陈述、老师推荐信、面试等)。同时,一个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多所高校,达到双向选择的目的,也避免了“复读”的命运。

那么,美国的高校录取方式真的是十全十美的吗?

奥乔亚认为,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通过一次性考试来进行高校录取,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高效率,低成本。美国的录取方式比较灵活,但效率比较低,投入比较大。“有一些学生今天来上学了,明天又不想上学了,后天又想换专业了,这些程序都浪费了很多的人力资源。”

但奥乔亚也肯定地认为,尽管牵扯大量人力的投入,但对个体来说,美国的大学录取方式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机会。

提到中国的高考,奥乔亚指出,对整个社会来说,高考不失为一种高效率的筛选方式,但问题在于,你同时也把一些很有潜力的学生抛弃了。“他们现在学习不好,但可能换一个环境他们就会表现得很出色。特别是在入学考试中,如果今天身体不舒服,或者没有发挥好,他们的命运就改变了。因此从个体角度看,我觉得高考制度是完全不公正的。”

“入学制度的选择取决于这个国家更愿意从社会资源的角度,还是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来处理这件事。”奥乔亚总结道。

中国服务于不同宗旨的学校太少

提到中国的高等院校,奥乔亚告诉记者:“我希望中国高校不要太强调排名,因为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教育宗旨。一个成熟的教育系统必然存在不同宗旨的教学机构,服务于不同的社会群体。你把社区大学和哈佛、耶鲁放在一起排名次是很不合理的,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不同的东西。”

奥乔亚指出,目前中国服务于不同宗旨的学校还是太少,基本都以公立大学为主,少数私立民办大学随着高考人数逐年下降,也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。

我国目前有各类普通高校2200多所,其中各类民办高校共有658所(含独立学院),占全国普通高校数的28.2%,在校学生446.14万人,占全国普通高校学生数的20.8%。相比之下,美国有2600多所私立高校,占全国高校的60.8%。

除了普及率低,中国民办教育也存在着很多问题,例如教育质量总体偏低、社会形象欠佳、社会认可度较低等。民办学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,它的运营资金除了投资者的资金外,主要依赖学生缴纳的学费及住宿费等费用,这意味着学生需承担高出公立学校许多的费用,大大增加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。

在美国,据奥乔亚介绍,共存在两类私立学校:一种是非营利性质的私立学校,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英格兰时期,殖民者为了树立宗教信仰而创办的学校。另一种是营利性质的私立学校。私立大学往往拥有独立的董事会,其作用在于宏观把握学校的运行,并且为学校筹集资金。非营利的私立学校主要依靠学费作为经济来源,而营利私立学校则主要依靠校友捐款。

此外,国家拨款对私立学校的发展也十分重要。联邦政府通过提供奖学金和助学贷款,让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也能够去私立学校就读。

因此奥乔亚指出,对中国政府来说,不能仅仅给公立学校的学生提供经济援助,私立学校的学生也很需要这方面支持。这对中国民办高校的发展至关重要。

2010年中国在教育方面的中央级财政支出为720亿元,仅占40万亿元GDP的不到0.02%。而美国联邦政府今年教育拨款共1500亿美元,预计将占GDP的1%。两国的教育投入相差5倍以上。

奥乔亚提出的另一个方案是,中国的私立教育可以只面向高收入人群。他介绍说,美国很多营利性质的私立学校就是这样,他们以市场化为导向,可以公开上市,需要向股东披露季报和年报,自己负责推广,自负盈亏。但在美国,这些学校的问题在于,他们的推销太过强势,以至于一些人盲目地去上一些并不需要的课程。

除了私立院校以外,奥乔亚还特别向记者提到了美国的另一种高等教育模式——社区大学。

“社区大学是美国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,也是美国教育的支柱。事实上,社区大学所接纳的生源比任何高等院校都要多,他们向学习成绩不理想的高中毕业生敞开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门。”

奥乔亚介绍道,在社区大学里,学生可以学到普通高校头两年的课程,如果成绩足够好,在两年之后就可以申请转学到普通四年制大学。所以,社区大学等于给了美国学生“第二次机会”。

同时,社区大学中也有一部分毕业生选择就业,因此在上学过程中,学生有许多机会和各个单位接触,也有很多具有针对性的课程。如果有新的职业产生,社区大学会在第一时间设计新的课程和专业,从而保证该领域人才的供给。

奥乔亚总结道:“如果你去哈佛,他们会很强调科研。如果你去社区大学,他们会很强调工作能力。一个成功的学校一定要清楚自己的宗旨是什么,并且了解达到这一宗旨的成功标准。不同的教育宗旨有不同的成功标准。”

对于美国高校,政府最大的作用就是给钱

上海复旦大学校长今年年初作了一个惊人的决定,就是建立被称为“复旦宪法”的大学章程。按照章程,校长及行政负责人必须退出学术和教务委员会,以此摒除行政权力对教育的过度干预。

稍早前,迟迟未获教育部授权招生的南方科技大学宣布启动自主招生,自称“背水一战”的校长朱清时表示,将自主授予学生大学文凭。此举打破了大学文凭统一由教育部授发的常规,而教育部方面则并未公开予以否定。

这两所高校的惊人之举并非一时冲动。大学“去行政化”近年来一直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中一个热议的话题。和美国自由独立的高校科研氛围不同,中国的高校由于过分行政化控制,已然充斥着浓郁的官场气息。

事实上,高校“去行政化”在中国也早已引起了官方极大的重视。早在2010年1月26日,温家宝总理就曾表示,“一所好的大学,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,这就是独立的思考、自由的表达。千人一面、千篇一律,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。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。”同年2月27日,温家宝在一次和网友的交流中进一步明确表示,现在的教育存在许多问题,“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,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”。

早在建国之初,美国就曾面临着同样的困惑。就州政府能否干预大学管理的问题,从美国独立至1935年,美国有47个州共发生了265起相关案件。在这其中,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案件之一就是达特茅斯学院一案。

达特茅斯学院是美国著名的8所常春藤联校之一。因学院董事会和第二任院长约翰·惠洛克之间的纷争,1816年6月27日,新罕布什尔州通过法律修改了达特茅斯学院原来的特许状,将学院转为公立大学,由州长威廉·普卢默和州政府选派的监事会管理。这道法律引起了达特茅斯学院董事会强烈不满。他们立刻向法院起诉新罕布什尔州议会擅自订立法律,未经正当程序就剥夺了他们的财产权利,破坏了具有契约效力的特许状,并经过漫长的诉讼,最终在联邦最高法院获得了支持。

通过一系列的案件,美国才最终确立了大学的自治,达特茅斯学院一案的胜诉成为美国大学自治发展的坚强法律后盾。奥乔亚告诉记者,自此以来,美国的高校和政府都是完全互相独立的。

“我们不会直接控制或管理高校的运行。联邦政府对高校起的最大的作用就是提供奖学金和助学贷款。我们有专门的经费,来根据需要提供给各大院校的学生。今年我们一共拨款1500亿美元,其中既包括奖学金,也包括助学贷款。”

除了提供必要的资金,奥乔亚介绍,政府在教育系统中的另一个功能就是保证学校质量。他表示,政府不会介入学校的管理,学校拥有高度的自治权,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向评定机构证明他们的质量合格。

“在我们给这些学校提供了这么多资金的情况下,我们要求这些学校的质量要达到一个标准。为了确保学校质量,我们雇用专门的评定机构对学校进行审核,政府不直接接触学校,而只负责评定机构的挑选。学校教职工之间也会互访,来互相检查彼此的运行状况,并且给评定机构提交意见书,作为评定机构的参考标准之一。一个学校如果想从政府获得资金,就必须通过评定机构的审核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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